兕
古時候有一種長得很像犀牛的動物叫「兕」，聽說射殺這種獸過不了三個月就會喪命，因為這種叫兕的獸是天神的坐騎，經常出沒在雲夢一帶，那裡正是楚國的疆域，也是楚王經常狩獵的地方。古時候君王的狩獵其實也是一種軍事演習，為了掩人耳目就以狩獵替代這種戰爭前的軍事演練，當時楚國與中原的晉國彼此衝突，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楚王於是舉行了這次名為狩獵其實準備突襲晉國的行動，大軍在雲夢大澤裡展開佈署，驚動了兕，兕向楚王的座駕直衝過來，震驚了楚王，楚王舉弓向兕射出一箭，一旁隨侍的申培也向奔馳中的兕射出一箭，兕竟因此倒地不起，楚王見狀以為是自己的箭射死了兕，於是正準備向眾軍士展現自己的神力，哪曉得士卒檢查兕身上箭矢時發現那是申培的箭，楚王的箭根本沒有射中目標，於是申培出列大剌剌地將兕獸當作戰利品領回，這讓楚王惱羞成怒，斥責申培在御前行兇犯上不敬，硬是以烹刑處置了申培。
晉楚兩國戰爭結束後，楚國大勝，在獎賞有功人員的典禮上申培的兄弟來向楚王請功說：兕是天神的坐騎，射殺兕的人活不過三個月，我兄弟申培是為了救大王才犯忌射殺兕的，如今大家為戰勝表功，我兄弟申培不該領頭一功嗎？這時楚王才恍然大悟。申培為了維護楚王的軍令救主卻不願為自己辯白，堪稱忠誠。古人有「穆行」的說法，意思是不因別人了解自己就受鼓勵而行，也不因別人不了解自己就感到沮喪不作。
現在民主政治是一種媚俗的政治，政治人物每要看民調行事，口口聲聲以民為主，甚至最近選出爐的台北市長還說要由人民參與決|策，連其局處首長也要公開票選，所以政治再也不需要有人承擔責任只要符合民意就由人民負責。
兩岸經營
台灣艋舺民間當時口耳相傳著一句「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阿祿嫂，第三好馬俏哥」的俗諺，張德寶是商號名，實際的創始人是張秉鵬，福建晉江人，以從事台灣與福建的貿易而發跡，當時稱這樣的貿易商為郊商，他們最大的生意障礙是台灣海峽上的氣候及海盜，張秉鵬就是結識了當時最大的海盜王蔡騫而從此一帆風順，成為艋舺首富的。
黃阿祿嫂是女性商人，本是萬順料館黃昭祿的妻子，料館主要以買賣木材為本業，尤其當時台灣有樟腦樹可銷大陸，而大陸有杉木可銷台造屋，後來阿祿嫂接掌後更將生意擴至南洋，因而成為艋舺第二號首富。
馬悄哥本名馬則振也出生於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本以捕魚為生，後來從事海上運輸業務，並擴及天津，運糧賑災的義舉為當時清廷所褒揚，賜藍頂花翎，從此進出兩岸各港口都受當地海巡官員的禮遇，於是運務更形興盛，成了艋舺第三號首富。
由艋舺三首富的發跡過程可看出其共通處：1.對外貿易；2.供需原則；3.官商兩利。而今許多政治人物卻刻意扭曲經營的原則，在兩岸間建立各種障礙，甚至還逆其勢的叫出「由世界進入中國」的荒謬主張，真是愚蠢至極。
魏王問臣下：鄰近的韓國正處弱勢，而秦國有意攻打它，不如聯秦制韓？臣下張旄說：韓國會坐等滅亡或割地以求生？魏王說：嗯！割地求生。張旄又問：割地予誰可求生又吐怨呢？魏王默。張旄續問：如果魏國強過秦國，臣便建議大王聯秦制韓，因為韓國一定向我割地輸誠以求向秦報復。
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眾多連橫縱合的故事之一，用在說明今天中韓FTA事件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過去一陣子台灣仗著兩岸簽訂的ECFA而讓競爭國韓國感到芒刺在背，其實台、韓最競爭的電子產品早在《ITA》資訊科技協定上互免關稅，而ECFA或中韓FTA上最重要的議題便落在服務貿易與投資上，韓國想藉其已與歐美等重要國家簽訂FTA的策略而搶進大陸市場，所以情願犧牲自己在汽車與石化、紡織、農產品的內銷市場，這就是割地以求生的戰略；而我們卻以政黨惡鬥的模式將兩岸服貿協議鎖在立法院，自斷生路莫此為甚。
取之無道的政權必敗
雖說隋朝是短命、暴虐及群雄並起的動亂朝代，但是統一、富強與文明的朝代，隋的統一比同樣短命的秦朝更顯得不容易，因為秦是統一了同是華夏民族的六國，他們原都屬周的諸侯；但隋統一的是不同民族，匈奴、鮮卑、氐、羌、羯，他們在西晉末年進入中原把漢人政權趕到南方去，竟成立了十六國，最後由鮮卑族統一成立了北魏政權，再演變成東、西魏，進一步演化成北齊與北周。近三百年的北方都處在民族的嚴重對立裡，不只漢人瞧不起這些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同樣鄙視漢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仍能統一天下，所一顯得更不容易。
富強也是隋代最重要的象徵，例如人口數就是歷代最多，有近五千萬人，這是自西漢以來的紀錄。糧食的累積可供五六十年之用，也是歷史以來的最高紀錄。隋朝征服突厥更可比擬漢武帝征匈奴，當時奉隋文帝為「聖人可汗」也與唐太宗的「天可汗」齊名，可見隋的軍事力量強大。
隋朝是中國科舉制的創始朝代，唯一打破世族壟斷的王朝。但很難想像一個朝代同時有短命、暴虐、動盪與統一、富強、文明的評價。有人將隋文帝與隋煬帝的差異擴大，功歸文帝過歸煬帝，其實這都不是實情，真正造成隋短命的原因正是它獲取政權的過程不正義，例如文帝是從自己女婿手中奪取政權，煬帝更是殺兄弒父獲得權位，他們都給天下英雄豪傑作出了一個示範，那就是有為者亦若是，只講權術不顧道義。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不成。」就是這個道理。擱今日看以攻訐、誣蔑、政爭而獲取政權者必敗。
南渡三案
明思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崇禎皇帝殉國後，他的堂弟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為弘光帝，也就是史稱的南明皇帝；在位僅一年，卻發生了三件奇案，史稱南渡三案；第一件是大悲案，有一位和尚突然出現在南京水西門外，自稱是明朝的親王，崇禎皇帝曾封他為齊王，後改封定王。當時在各王中以潞王朱常淓對弘光帝的威脅最大，而這位自稱定王的和尚又口口聲聲說：「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應由他來繼承大位」。弘光帝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因此將他捉拿起來交錦衣衛查辦，並由三堂會審嚴刑逼供，甚至還懷疑他是東林黨人要他咬出錢謙益、史可法、劉宗周、高宏圖等人，大悲和尚不招，審判他的馬士英恐怕案子拖下去會變質，遂將他綁赴西市問斬。
弟二件太子案也很離奇，竟然有人說太子朱慈烺出現在浙江，弘光帝命太監李繼周將此人帶回南京城，拘禁在興善寺，朱由崧派曾與太子接觸過的兩名公公前往辨識，兩人一見太子就抱頭痛哭，還解下自己的衣衫供他禦寒，回報朱由崧正是太子朱慈烺。朱由崧一聽大怒，責怪兩人真假不辨，還殺了他們滅口，連尋回太子的太監李繼周也不放過。太子也遭錦衣衛看管，此消息傳出去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大臣都上疏抗爭，左良玉甚至起兵要清君側，其實這個僧人確實是冒充的，他的真名叫王之明，最後被斬於市。
一位姓童的女子自稱是朱由崧的元配，但朱由崧堅決否認。案交錦衣衛查辦，都督馮可宗還要求朱由崧與其對質，惹怒了朱由崧將其撤職，改由屈尚忠審訊，對童氏嚴刑拷打，不久死於獄中，也引起了外界嘩然。不過此女確實冒充，是經人操弄想動搖朱由崧政權的一個幌子罷了。
這三件案子接連在朱由崧剛上任的一年中陸續發生，都是假案；但卻隱藏著對朱由崧政權的挑戰 ，果然不敵清軍南攻，被俘押往北京。這就是有心人利用朱由崧登基不穩的狀況四處製造不利朱由崧的傳言動搖人心的技倆。
信無二命
楚莊王攻打宋國，宋向晉求援，晉派解揚到宋國去，叫宋不要投降，晉軍正趕赴救援；解揚經過鄭國卻被傾向楚國的的鄭國人扣押住，並要將他解送楚國。處莊王想以重金收買他，要他去向宋國人說相反的話。解揚不答應，楚王就再三勸誘，解揚終於答應，等登上樓車，解揚卻要宋人堅守待援，氣得楚莊王要殺他，責怪他說：「你既然已經答應了我，卻又違背承諾，一點誠信都沒有。」解揚回答說：「臣下曾受教，凡國君制定正確的命令叫義，臣子遵行國君的命令叫信，以信載義就叫利。國君因此謀劃不失利，臣子因此捍衛國家，這才能作百姓的主人。合乎義理不能有兩種誠信，追求誠信也不能接受兩種命令，大王收買臣下就是不懂『信無二命』的道理。我接受君命出使，寧死也不能背棄使命，怎能接受錢財的收買呢？我之所以答應君王是為了完成我的使命，如果能完成使命犧牲個人性命又何仿，如此義信圓滿夫復何求？」楚莊王放了解揚讓他回國。
這則故事的重點就是“信無二命”，過去一年我們常為檢察總長黃世銘的監聽案感到首鼠兩端，不知黃世銘到底該不該向總統報告其偵辦案件中所發現立法院長的司法關說，其實“信無二命”正好解釋了我們的疑惑，洩露偵查中的秘密與妨害司法的關說孰輕孰重大家心知肚明，而且檢察總長是由總統任命，本就肩負維護司法風紀的重責大任，這便是本篇中所說的“義”，身為檢察總長的黃世銘受命而行便是“信”，其豈可以守偵查秘密的“小信”而妨害了維護司法紀律的“大信”？所以解揚的“信無二命”正是今日之至理。
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這句話是春秋時晉國大夫解揚被俘後向楚莊王所陳述的一席話中所摘取的片語；意思是國君依據人民利益所作的決定不可模稜兩可，臣子奉行國君的命令也絕不可首鼠兩端。
解揚是奉晉景公的命令去宋國傳達堅守待援信息的使臣，卻在經過剛與楚國結盟的鄭國時被逮，並將他獻給楚王，楚王想用重金賄賂他，讓他向宋國守城將士傳達晉不馳援的負面消息，以墮宋軍之志；解揚本不答應，經再三勸誘始首肯。結果解揚登上樓車，卻大聲向宋軍喊說晉軍隨後即到，要他們堅守待援；氣得楚莊王要立即殺了他，責他背信；解揚臨刑前向莊王說：臣以為國君以其人民的利益所作的決定合於義，臣子奉行國君以人民利益為基礎的命令合於信，這樣君臣皆以人民利益為目標的行政才能真正創造出實質的利益來。如此處處為人民設想的謀略也才能捍衛國家，也才是真正人民的主人。所以國君的決定不能模稜兩可，臣子受命也不可首鼠兩端；臣應晉君命使宋，寧死也不能背棄先前所受的君命。
儘管今天已是民主時代，領導人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惟“應命而為”卻與春秋時代“承命為信”的意義是相同的，就是要實踐對人民的承諾；如果633的經濟願景無法實現，清廉執政因林案成了笑柄，卻要以黑手伸進司法以保外就醫換取藍綠和解，結果就是最起碼的堅持也被自己出賣了。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召陵之役
齊桓公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成為了諸侯盟主；但周天子及眾諸侯都拿伐楚一事作為指標，要仔細瞧瞧這個新盟主到底有何能耐可以把稱王的楚國臣服；其實管仲心裡很明白，楚成王不是軟柿子，令尹子文也不是省油的燈，最重要的是連伐楚的理由都很牽強，所謂師出無名，沒有共同的敵我意識，這場硬仗是無論如何都打不贏的；可是現在騎虎難下，七國諸侯都率軍集結，準備南下伐楚，若示弱草草收兵，那回中原後就成了過街老鼠，任誰都瞧不起。所以繞個圈子先把楚國的附庸國蔡國給拿下，想藉此激勵楚國發兵抵禦。
可楚國不上他的套兒，派了一個能說善道的屈完來，一見面他就說：你在北我在南，咱兩國母馬﹝牛﹞發情的氣味都傳不到對方惹公馬﹝牛﹞的性﹝風馬牛不相及﹞，如何今日興師來問罪呢？管仲想這傢伙分明話中有話，拿畜牲來比擬，簡直就是罵北方聯軍是畜牲，所以大著聲音說：咱東家﹝齊侯﹞可是秉先王的志業夾輔周室，凡是不共王識者，都不得饒恕。接著說：你們楚國向來每年要向周天子進貢過濾祭祀用酒的包茅，現在已連續幾年都不進貢了；另外咱昭王南征卻未見返國，我東家也想來問個明白。屈完一聽，差一點笑出聲來，想這聲勢浩大的北方聯軍來此就為了幾根茅草及過了近四百年一場令周喪盡顏面的戰爭，於是放下心中大石，慷慨的說：我們楚國不是不進貢，是你們天子挪了窩﹝東遷﹞，我們找不著地方給你們送包茅去；另外昭王來我們這兒滑一大跤﹝全軍覆沒﹞，到了漢水邊就不知去向了，你們還要問是怎麼摔一大跤的嗎？如果沒別的事兒，我這就回去給你們準備包茅。說完頭也不回的逕自走了。管仲只好讓桓公下令到陘山下寨，然後跟諸侯說：楚國早有準備了，咱們這一去，準是肉包子打狗，不如先在此看情況。
等屈完回去向楚成王及令尹子文報告經過後，都覺得這次北方聯軍是純粹來找碴的，而且必有所準備才來的，所以萬不得已不可兵戎相交，因此仍派屈完去送包茅；看對方還有什麼說的。果然齊桓公這邊正等著這個台階下，雙方就在召陵訂盟，結束了一場劍拔弩張的衝突。管仲在未耗損一矢的情況下為齊桓公爭得了面子，使楚國以屬臣的名義向周天子進貢，而且也降格成為諸侯與其他諸侯訂盟，這是齊桓公率領諸侯成功打贏的一場外交戰。重點就是管仲所舉的兩個理由，並不真正為難屈完，也讓屈完大意失荊州的同意以屬臣名義繼續向周天子進貢。
今日台、日、中三方爭奪釣魚台列嶼主權，台灣強調釣魚台是我附屬島嶼，日本則以美國交付託管為名，中國則以固有領土據以力爭，而且三方都在這次香港保釣人士登島事件中引發國內民族情緒，對峙的結果可能都不利此地區的和平穩定，所以若有管仲之智屈完的口舌之利，則此事件亦可和平落幕，且為三方在此地區的互助共利奠定基礎。
“亡不出境”背後的微言大義
晉襄公死了以後，遺命立子夷皋為君，但夷皋年幼，所以晉國上下都希望立年長的國君安定局勢；但主張立長君的意見也不完全統一，有人認為立公子雍合適，有人認為立公子樂合適，掌政的趙盾則認為公子樂的母親懷贏本來嫁給晉懷公，後改嫁晉文公，更名為辰贏，所以“母淫子辟”不適合立為君，而主張立公子雍﹝文公子﹞；但此刻公子雍在秦國當差，就派先蔑及士會去秦國迎接。而襄公夫人穆贏卻以“先君之命”抱著年幼的夷皋整天在朝堂上大哭，並責備趙盾不忠；趙盾與諸大夫拗不過這對母子的哭鬧，只好仍立夷皋為君；為了防範秦國指責他背信，還派軍隊去堵截秦國護送公子雍的隊伍。
果然不出所料，靈公長大後漸顯露出荒淫無道的一面，弄得民不聊生；趙盾見他荒謬屢次勸諫，靈公非但不聽還派刺客暗殺他，又設鴻門宴準備在席上刺殺他；雖然都沒有成功，但也讓趙盾對靈公是徹底失望了，就打算逃出國去避難。但他堂弟趙穿嚥不下這口氣，集結一幫人往靈公住宿的桃園圍剿，殺了靈公。這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正逃亡尚未出境的趙盾耳裡，於是趕忙回頭處理此事；另立在周的公子黑臀﹝文公子﹞為君。可是史官董狐卻認為趙盾沒有追究趙穿弒君之罪是縱容，因此也記載趙盾弒君，趙盾得知後大呼冤枉，質問董狐，董狐說：你堂堂宰相說要逃亡出國避難，卻連國境都未出，回來處理此案又縱容弒君的趙穿不辦，迎立新君仍執國家大政；說你未涉弒君一案有誰相信呢？
後來孔子對此事件有這樣的評論：董狐不畏權勢秉筆直書，是記載歷史者的典範啊。趙盾身為宰相也是後人應效法的，但亡不出境確實遺憾，否則也不必擔此惡名了。孔子為何也認為趙盾沒有逃離國境是一項不可原諒的事呢？其實孔子與董狐的意見是一致的，責備趙盾不是“亡不出境”，而是“反不討賊”，言下之意就是懷疑趙穿弒君是由趙盾主導的，因為實在沒有證據，只好責他“亡不出境”，由後世人去評斷，這也是春秋之筆所謂的“微言大義”了。
今天有什麼事是值得這樣評斷的呢？那就是319與連勝文的槍擊案，相信很多人都對這兩案是抱持懷疑態度的，因為案件的結果皆有利於執政者，而執政者卻不願辦個水落石出，這不就是趙盾“亡不出境”的真實寫照嗎？
積累莫返之害
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三次稅費改革，分別是唐德宗時的“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及清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
兩稅法的主要內容有四：一、以資產作為課稅的基礎；不再課人頭稅。二、費改稅，就是把複雜的各類收費都歸納為戶稅與地稅兩種，這也是兩稅法名稱的由來。三、以貨幣為繳納依據。四、每年分夏秋兩季納稅。這項稅法最革命性的作法是取消了人頭稅，在此之前中國歷代都課徵人頭稅，而且是以男丁為對象，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奴隸制，除了勞動所得要課稅外，把勞動者本身視為生產工具也要課稅；所以雖從漢以來就有廢除奴隸的制度，但實際落實應從唐德宗時宰相楊炎所提出的兩稅制為起點；這也中國歷史上很重大的一次改革。
到了明朝中葉，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內容為：一、稅費合一：將田賦及各種徭役都攤入田畝中徵收。二、以錢代役：可以繳交金錢替代徭役。三、田賦一律改為金錢繳納。四、由國家徵收。其重點是國家統一徵收，這項作法把自夏商周以來的封建制度徹底消滅，所有被封為各式爵位者都瞬間變成了地主，爵位成了榮譽職，不再能對封邑中的人民進行主僕式的壓迫。
清雍正時，把丁銀﹝人頭稅﹞納入田畝﹝資產﹞中計算，與田賦一起徵收。
這三項稅費改革的內容大同小異，卻歷經了近一千年的時間，不是楊炎的人頭稅與雍正時的人頭稅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而是在國家用度大增時，那些已遭廢止的稅法會再度成為政府向人民搜括財物的方法，已遭廢止的費用名稱變個身段的再次成為政府斂財的口實；所以黃宗羲“積累莫返之害”的定律就成了歷史不斷重複上演的一齣戲碼罷了。
政府如果用於向人民提供更多的服務或保障，可能還能得到部分人的認同；但如果是為了謀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向其他人勒索，就真成了列寧所說的“國家是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機器”。現在經濟處於低迷的狀態，政府為了減少失業率，以各種減稅或特惠措施吸引投資，甚至把影響人民生活﹝環境﹞生計﹝薪資及勞動保護﹞的權力也出讓給財團，雖能美化一時失業的數字，但長期已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中國歷史上最會用人的領導人就是劉邦，所謂“知人善任”這句成語的由來，就是後來班彪在《王命論》裡對劉邦能夠取得天下五項特質中的一項“知人善任使”一語演變而來的。劉邦從一個浪蕩少年到一國之尊的唯一法寶就是讓張良、蕭何、韓信這些人發揮了作用，而這些人都能適時的以各種身分進入劉邦的組織系統中，並獲得信任也對劉邦忠心不二，在關鍵時刻發揮才能，並由劉邦所領導的組織給予最大的助力，始能獲致成功。
劉邦由於出身低下階層，所以他所認識的樊噲、曹參、夏侯嬰、周勃、灌嬰、酈食其、彭越等人都是所謂的販夫走卒，但他們都能在劉邦的組織中發揮一定的功能，就証明劉邦的識人之明；他有這麼一句很有名的名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可見他不搶屬下的功勞之外，還精準的把屬下的長處都彰顯出來，這一點是許多領導人所不如的。例如有些領導人就喜歡用學歷高的人，其實這是一種高度缺乏自信的表現，因為他對自己的能力懷疑，對所面對的問題恐懼；而且無法從這些高學歷者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洞悉缺點，也沒有魄力適時加以更換。
人才需要得到領導人的信任也需要作事的環境，甚至能為領導人設想，不計個人毀譽；像劉邦團隊中的蕭何就是這麼一個人，他當初在沛縣是一名主吏掾，地位遠高過幹亭長的劉邦，但卻甘心為劉邦賣命，尤其為劉邦留心人才，像韓信就是他發掘的，而劉邦當時卻未重用，還上演一齣“月下追韓信”的戲碼；這就証明蕭何不只自己願屈於劉邦之下，甚至時時刻刻為劉邦打算，並彌補劉邦一時不明所犯的錯誤。但今日的執政團隊就欠缺這樣的人，不但自己常出包，讓別人承擔自己的責任外，還動不動就耍脾氣辭職走人；甚至在未經報備及經團隊共同研議的狀況下逕自發表爭議性很高的言論；這些都不該怪罪這些不適任的人，而是領導者未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也未創造一個和衷共濟的環境讓大家同心協力為共同的目標奮鬥。
老子曾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歷史上有太多人是屬於智及有力的人，像項羽就是最好的例子；但都缺乏自知之明及真正的堅強意志，所以最後的成功也與他們無緣。
人民期待的禮物
美國作家奧‧亨利《神奇的禮物》描述著一對小夫妻耶誕節互送禮物的情景，概略如下：
故事的主人翁吉姆與德拉是一對貧賤小夫妻，德拉為了使丈夫那隻懷表能搭配上一條稱頭的佩鍊，她已在錶店外張望櫥窗裡那條白金錶鍊有好些時候了。而丈夫吉姆總愛看德拉在鏡子前梳頭，那秀髮在昏暗的燈光下閃著絲緞般的光澤；於是令他想起髮飾品店裡那把鑲著各色寶石的梳子。兩個人在耶誕夜前夕都各自想著送給對方的禮物。
次日，德拉在吉姆上班後就匆忙出門，去應假髮店老闆娘的約；吉姆也向經理告了一小時的假，先去了當鋪。耶誕夜！多麼令人感到溫馨的節日，這一天，所有相愛的人都該互訴關愛，讓對方被自己的愛溫暖。德拉在飯桌上點燃一根蠟燭，讓她把錶鍊拿出來與吉姆懷錶配在一起時能看到吉姆眼裡的愛；吉姆回家的路上，手不時摸著口袋裡的梳子，想著德拉看到禮物時興奮的神情及獻上的吻。
結局當然出人意料地令兩人扼腕，但相擁而泣的同時卻也深刻的感受到了對方的愛，這難道不是最好的禮物嗎？
熱戀中的兩人都想著如何使對方感受到自己的愛，但也有時誤會有比自己更讓對方感到珍貴的了，所以窮盡一切方法，卻忽略了自己；譬如故事中的德拉及吉姆他們都是對方心中最感珍貴的，但卻各自誤以為是秀髮及懷表，所以當自己願捨棄秀髮及懷表以使讓對方更添珍貴時，卻意外失落了；而在失落中才發覺相互深愛更顯珍貴。
在現實生活中真不乏這些例子，民進黨最羨慕國民黨有嚴密的地方組織可為其助選，例如地方的農、漁、水利會等組織，但也垢病其為地方派系與黑金體系；所以一方面大加撻伐，一方面也極盡獲致之能事；最近高雄水利會會長、嘉義縣長入主民進黨中常會便是其中一例。而國民黨最羨慕民進黨平時黨中有派，選戰時又能整合團結的動員能量；所以爭相模倣，結果是平時極盡分贓之能事，選時各顯崢嶸相互掣肘。這便是政黨間不問究竟的惡性競爭，恐怕“愛之﹝台灣﹞適足以害之﹝台灣﹞”；如果能如奧‧亨利有此神奇之力讓兩者互易，而只是犧牲表象﹝一頭秀髮及一隻懷錶﹞，換取真情﹝愛台灣﹞，那不知有多好！
解構三國
三國是東漢末年的一個分裂時期，其實這個時期嚴格說是軍閥割據，當時各立山頭的軍閥很多，惟獨蜀漢、曹魏、孫吳三國稱帝，而且各自在所佔領的地區內整併其他軍閥，使最後呈現三足鼎立之勢。這三個政治實體之所以最後能脫穎而出，在於其等初期所秉持的政治號召符合人民的期待，所以能迅速統合周邊勢力，形成獨霸一方的局面；但也因為他們在執政過程中違背了初衷，所以迅速殞落。
三國中的曹魏是曹操與其子建立的政權，曹操終其一生都沒有篡漢，其理由就是他當初與董卓、袁紹、袁術的鬥爭中，一直站在維護漢政權的立場，所以儘管挾天子以令諸侯，他也沒有辦法違背初衷篡漢；然而其子曹丕迫漢獻帝“禪讓”，儘管名義再冠冕堂皇，都無法掩飾篡漢的罪行；因此曹魏很快就又被其臣司馬炎所篡。
蜀漢開國主劉備是西漢景帝第九個兒子劉勝的後代，幼年與母親以賣草鞋、草蓆為生，可見是多麼狼狽而又與漢室八竿子都打不著的一個平民了；卻意外從獻帝岳父董承處獲得“衣帶詔”要他討伐濫權的曹操；所以儘管他四處流浪卻能獲得有志復漢的人士鼎力相助，最後建立蜀漢；因此復漢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號召。而一旦他死了，政權又躲進四川山旮旮裡，那復漢的政治承諾自然是跳票了，政權也難再維繫下去。
孫吳政權的實際建立者是孫堅，他原是一個投效在袁術手下的軍人，佔據江蘇北部與安徽一帶，立有戰功；卻在討伐董卓的戰役中意外獲得遺失已久的“傳國璽”，雖此璽後來被袁術以挾持其母及子的方式奪去，但他已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是恢復漢政權的希望；然而自其次子孫權稱帝後，又偏安江左，自然也背離了當初的理念，所以最後還是被晉所統一。
從三國以分別號召維繫漢法統所建立的政權，都因最後以各種不同的理由背棄，而使三政權也迅速崩解看來，似乎政治承諾不像今天的政客一樣可輕易變異；的確！今天都聲稱擁有台灣主權的三方─中共、台灣本土異議人士、中華民國政府也存在著某種政治承諾的競合關係。譬如說中共對台灣人民的號召是兩岸共同的文化與血緣，因此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不能再以馬列毛思想統治國家；講血緣關係就要以和平為基礎，不能對台武力威脅；這些都是中共應努力以赴的目標。
至於台灣本土異議人士則認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因此國民黨以極權及黑金手段統治台灣人民；但自解嚴以來開放黨禁報禁，人民自由選舉各級議會議員及行政首長，政黨甚至二度輪替，所以台灣本土異議人士也內化為政黨，其執政時期以中華民國代表台灣為獨立自主國家的對外宣示，也意味著以往建立新國家的政治號召正在轉變中。而中華民國是沿襲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所建立的國家，雖丟失中國大陸，但卻在台灣站穩腳步，其對人民的承諾就是持續以民主均富的理念經營台灣影響大陸。
篡
有許多關於王莽的翻案文章都說王莽是西漢末年最具儒家濟世思想的政治家，其政策內容是想透過執政來實行大同社會的理想，而且王莽不貪圖個人享樂，律己及子弟都甚嚴；可是再怎麼說，王莽都是篡漢，這一點是無法說服大多數知識份子的；的確，在中國儒家思想中“忠”與“孝”就是“仁”這個中心思想的延伸，“篡”自然是不忠的表現，要受到譴責的；但也有例外的情況，譬如說韓、趙、魏三家分晉及田氏代齊，都不說“篡”，而說“分”與“代”，原因是當初這些篡奪政權的人都受到周天子的允許，還把諸侯的爵位頒授給他們，因此都成了名正言順的諸侯。
不過還有一種“篡”是略帶灰色成分的，那就是周公與霍光的輔政，周公甚至自己都坐在王位上接受朝貢，把自己哥哥管叔弟弟蔡叔處決流放，成王不聽話還準備廢了他另立；霍光甚至廢了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另立武帝曾孫劉詢為帝，就是史上的漢宣帝；雖然周公及霍光都沒有篡位，但都已握廢立的大權，所幸他們最後都“歸政”給原來的法統，歷史就不再跟他們計較篡位與否的問題了。
王莽篡漢不但沒有更高位的天子首肯授權，甚至他連漢的國名也改了，美其名說是孺子嬰禪位給他，所以王莽篡漢是無論如何都難以自圓其說的；關於這一點，東漢末年的曹操就聰明的多。另外在王莽與曹操之前分別還有兩個奪權成功的人，那就是漢高祖劉邦及漢光武帝劉秀；這兩人都是從事革命取得政權，像商湯與周武王，無所謂篡；依歷史成王敗寇的原則來說，他們都是名正言順取得政權。
在台灣有一部分的人是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政權的，有的人說它是外來政權，也有人說它是流亡政府；當然不承認可以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革它的命，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新政權；但如果想“藉殼上市”，利用其既有的基礎，以選票來取得政權，那就與王莽“篡”國是一樣的了。為什麼不乾脆革命而要迂迴走篡國的路子呢？想當然是怕犧牲，而以投機的手段為之，這種人有一特定的稱呼就叫政客。
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這句話是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中的一句話；其中“民”與“眾”分別指“跟隨我施政的官員”與“歸屬我封邑的老百姓”，尤其“民”這個字在論語許多篇章的解釋中都不是現在所稱“人民”的意思，而大部分都是指接受自己分封的族人；反而人民大都以“人”字代表。所以子貢的這句話應解釋為─“我能把好處分享給族人，甚至能使我封邑的百姓也都沾光，這樣合乎行仁的標準嗎？”。
子貢懷疑這樣狹幅的施政範疇是否合乎孔子行仁的標準，而孔子的回答是：何止是行仁？簡直能稱為聖人了！堯舜這樣的聖人都未必能達到這個標準呢。行仁就是自己想如何立身就幫助別人像自己一樣立身，自己想如何成就幫助別人像自己一樣成就；凡事皆以自己作準則，推己及人，這就是行仁最實際的辦法了。
孔子對已成為魯國大夫的子貢這樣期勉，其實是要他從自己出發，先使族人都獲得照顧，再逐步使封邑百姓乃至全國全天下的百姓都受惠；這種思維其實也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由近而遠，由親而疏的準則。而“己欲立”、“己欲達”的意思也是由自己來衡量，倒不一定是富甲天下或飛黃騰達，只要依自己能力所及的就儘量使自己完成也成就他人的胸懷。
這種思想與現今凡事以崇高自己貶抑他人的競爭心態有很大的差別；甚至與政治上白熱化你死我活的鬥爭更顯突兀。但政治畢竟是要使更多的人受惠，而非使更多的人受害；如果政爭的結果是殘酷的你爭我奪，那麼惠也未必是實惠，害卻成了層層附加揮之不去的惡果了；例如最近新聞上探討很多的東海及南海疆域問題，其實依台灣現有的實力除了伸張主權外就是期盼大家和平解決的立場是最有利的了；但卻有反對派人士以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批判政府的立場，如果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對日稍微強硬就說政府與中共一個鼻孔出氣；稍微自制就說不保護主權；好像對台灣的利害都不重要，只要能達到抨擊執政黨的目的即可，這種心態實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宗旨相悖矣。
非理性的政治操作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分裂時期，一個是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西元前776─256年﹞， 一個是南北朝時期﹝ 304─581年﹞；結束春秋戰國分裂的是秦，終結南北朝分裂的是隋，但這兩個朝代都是歷史上最短命的朝代，秦的統一政權只維持了15年，隋維持了39年；但取代他們的後世王朝─漢與唐，卻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兩個朝代，在軍事與文化上都有輝煌的成就；然而歷史上最輝煌的兩個朝代其典章制度的建立與國家基礎建設的成就卻不如前兩個短命王朝；秦統一中國後在典章制度上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統一度量衡與文字，在國家建設方面以萬里長城為最著；隋則創立科舉制，對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條進入仕途最公平公正的道路，也影響了中國後來文化的演進，而開鑿運河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建設；也許秦與隋都耗盡了國家所有的力量與改革中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以致無法長久維持執政，但漢與唐卻享受著前人種樹的好處，使政權綿延流長。
這樣的說法好像不鼓勵建立新典章制度與物質建設，尤其這些制度與建設在推動之初是如何受到非議與唱衰的了；例如統一度量衡與文字的政策在施行之初所遭到的反對聲浪，絕對比國民黨在台灣“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的聲浪要大；更何況後來罷黜百家的焚書坑儒了，在現在看來那絕對稱得上是思想禁錮；但今日看來，當初的這些舉措確實有助提升國家競爭力。
萬里長城及南北大運河的建設在當時都被稱為耗盡民力彰顯統治者個人成就的公共建設，甚至張官李戴的移植戰國時一個杞良與孟姜女的故事來污名化長城這項工程；但時至今日這兩項工程都是影響中國人最巨大的建設工程；引一段孔子的話說“微﹝管仲﹞萬里長城、大運河，吾其披髮左衽矣。”
如果站在為人民興利的立場來看，建立新制度與投入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都是政府該作的，而且要能抵擋外界的非議與批評；而不應站在維繫政權的立場來看。最近江陳八會，在吵嚷聲中簽定了兩岸投保協定，反對黨立即以“喪權辱國”來形容，連一名遭中共拘留的法輪功成員鍾鼎邦在日﹝8月8日﹞前獲釋，都能說成是中共脅迫我簽署協定的手段，可見阻礙為人民興利的力量來自非理性的政治操作。所以秦與隋的建設在當時受到非理性的批判，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運動，而在革命後所建立的王朝政權卻享受著這些曾被自己拿來煽動人民的醜化工具。
階級對立的魔咒
在科舉制度以前國家選舉人才的方式是士族制度，這個制度是從漢以來的一種推舉制；但由於負責推舉的地方官及被推舉的人多出身於世代為官的一個階級裡，因此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被稱之為士族；他們逐漸在政府部門中佔據重要的職位，又因俸祿封賞在地方上擁有龐大的資產成為地主階級；甚至到了魏晉隋唐時期，他們的家族在社會上除了皇親國戚以外，也享有政治及經濟上的特權；由於國家重要的職位被他們壟斷，而他們又排斥其他階層的人，所以國家建設與制度的更新都裹足不前，限制了經濟文化上的發展，國力也相對衰弱。一直到隋朝才建立科舉制，由考試來取才。
但科舉制的建立也非一朝一夕的結果，是歷經了許多朝代才逐步形成的；而士族制所衍生的門第思想仍殘留在社會上揮之不去，甚至影響婚配、交友等社會活動；其中把唐朝攪得天翻地覆的武氏之亂，就是士族文化下的產物。
武氏本是唐太宗的嬪妃，竟與太子李治發生不倫戀，太宗駕崩後，李治即位，就是史上的唐高宗，高宗雖已立王皇后，又寵幸蕭淑妃，但仍未忘情武氏；由於王皇后的善妒，武氏從一名與高宗偷情的女尼，一躍而成為王皇后打擊蕭淑妃的工具；但身為國舅又是朝廷上一把手的長孫無忌卻堅決反對將武氏選為昭儀，因為她曾是太宗的後宮。雖有母舅的干擾，高宗後宮中仍上演著爭寵大戲，蕭淑妃被武氏整死後，王皇后便成了武氏下一個要去除的目標；的確，高宗當初不喜歡皇后而寵幸蕭淑妃，根本原因就是厭惡出身名門望族王皇后的驕縱之氣，所以雖將蕭淑妃除去，仍無法挽回高宗的眷顧，反而造就對武氏的專寵；然而朝中仍有長孫無忌的力阻，大臣們沒一個敢違逆他上旨力諫廢王立武為后的，所以一時之間成了僵局。
李義府就是打破這道僵局的人。他雖文采洋溢曾被太宗稱許，被派在當時仍是太子的李治身邊工作，但他是庶族出身，所以不被長孫無忌所重視，而將他調離剛即位的高宗身邊到四川去，這對李義府而言是失去了政治前途，所以在走投無路下，聽信了一位同僚王德儉的建議，就是在臨行前向高宗呈上廢王立武的奏折；這雖是一次政治上冒險的行為，但在即將被貶往四川遠離權力中心的李義府而言，未嘗不是一次機會；果然這道奏折起了翻天覆地的作用，使武氏成了高宗的皇后，自己也從此成為高宗與武后的親信，大權獨攬。
但初嚐權力滋味的李義府對於自己庶族的出身仍耿耿於懷，便想盡辦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有一次一個叫李崇德的屬下來向他巴結，這個李崇德雖與他一樣姓李，可人家是趙郡李氏的後裔，也就是說他是戰國末年趙國李牧的後人，這個身分正是隋唐時期最受世人尊崇的“五姓七望”中的一姓了，也正是李義府朝思暮想的身分；李崇德藉機將李義府的名字列進了李氏族譜中，從此他也成了李牧的後人了。可是這個秘密是掌握在李崇德手上的，難免有一天他拿這個把柄要脅他；果不然在李義府與杜正倫的政爭中，兩人雙雙遭貶，李崇德就把李義府的名字又從族譜中給刪去；沒想到李義府有武后撐腰，不到半年功夫，他又官復原職了；回京後第一件事當然是狠狠給李崇德一頓教訓，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關進牢裡，然後威脅他，讓他在獄中自盡，果然都如其所願。
李義府以為從此再沒有人敢瞧不起他了，但他偽造身分這件事卻在士族圈裡傳開了，像他這樣宰相的官職及受高宗武后寵信的身分，竟沒有一個士族家庭肯嫁女兒給他當媳婦的；令他再度感到“世態炎涼”。所以他就上書希望將士族賴以為憑的〈貞觀氏族志〉重編，這本書是太宗執政之初收錄各地貴族信息的一本書，所以後來各士族都靠這本書來評定自己家族的身分，李義府想重編它，就是想徹底攪亂其中的內容，把士族體制徹底消滅。其實〈貞觀氏族志〉這本書的內容中也有經太宗加以變造的部分，太宗的李姓竟被變造為來自春秋時期的老子李耳；可見連已身為一國之尊的唐太宗還要屈服於當時對士族門第的傳統觀念。
李義府重編〈貞觀氏族志〉為〈姓氏錄〉，當然也要得到高宗及武后的同意；高宗早就對這種傳統世俗的觀念感到不耐了，從他對王皇后的驕縱及長孫無忌的跋扈，就可看出他的厭惡；但武后卻對自己的出身也不滿意，她想藉著李義府這次“重編”徹底毀滅這本書給人的宿命。
確實士族門第的觀念是落伍的，不但影響個人日後的努力，也對整個社會設置了許多進步的障礙；但是在當時沒有人有勇氣去真正面對它，連唐太宗、高宗、武則天、李義府，都沒有真正面對它，相反的他們都以一種妥協或改變自己的方式去因應，這是可悲的。今天我們的社會中像似沒有了士族門第的觀念，但事實上更講“關係”；本來“教育”是打破階級門檻的利器，但幾次教改下來又創造了新的階級門檻；也許我們也像李義府一樣想甩開士族門第觀念的禁錮，但畏懼障礙便挑利便的路走，結果是損人不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