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們就已拒絕今日加薪

    有人探討台灣經濟日趨衰落的原因，咸認是上個世紀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吸引台資西進，導致台灣產業空洞化的結果；但這樣的說法似乎有責怪別人不該現代化的意味，略嫌鳥肚雞腸；甚至以為當時就該鐵腕禁止，那更是走違反自由經濟的回頭路，也討不到半點好。理性一點的說法應是：台灣出走了一些邊際效益低的產業，但卻未適時引進高效能替代產業，以致產業空洞化。
    這些所謂的高效能產業不只在其本業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有跨業示範作用；例如三十年前的杜邦二氧化鈦廠，二十五年的宜蘭六輕廠，十七年前拜耳的 TDI廠，十二年前的核四廠，一年前的八輕，這些重量級的大廠不只是在化工、核能及石化業界執牛耳地位，甚至也成為跨業重大投資案的範例；不幸的是，我們都拒絕了它們，跟著也把台灣引進替代性產業的道路給堵死了。
    有人怪政府台灣的勞工十餘年來工資不漲，都拿政府限制基本工資作例，其實這是不正確的，真正使台灣勞工工資不漲的原因是替代性產業未能生根，傳統產業的就業機會又大量流失的結果；而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民粹操弄政府卸責才是真正的原因。
    大家會以為以上這些廠都有污染與安全上的顧慮所以遭拒，但這些遭拒的工廠轉移他地投資後非但沒有造成污染，甚至營造產業群聚的效果，例如杜邦移往新加坡投資，拜耳移往上海投資，六輕轉往福建漳州設廠，八輕遷往馬來西亞，同期在台灣與南韓設置的核四廠及光州核電廠，南韓已運轉八年，台灣還在吵嚷中。我們本以為拒絕這些有污染、危害安全的投資會吸引其他沒有污染更安全的投資，結果事與願違；我們拒絕的是二十年來的加薪。

業障

    一個和尚為了修行要早起唸經，另一個屠夫要早起殺豬，巧的是兩人竟都住在一個院裡；時間長了，兩人雖志趣迥異卻有共同早起的必要，所以相約，誰先早起就叫對方起床。
    過了許多年，和尚及屠夫都相繼去世；意外的是和尚下了地獄而屠夫卻上了天堂；來押解和尚靈魂的牛頭馬面解釋說：誰讓你每次喊屠夫起早殺豬。而來迎接屠夫靈魂的天使解釋說：你每叫和尚早起唸經都為自己造就善業。
    所以許多事的表象有一致與不一致，但最終的結果卻出人意料。最近政壇也發生一件表象一致與不一致的事件，其結果仍未知，但已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情況。
    分別代表藍綠陣營的兩位縣長都涉貪瀆而遭檢方處分，消息披露後，雙方陣營的領袖卻有不同的回應，一者認為尊重司法，一者認為是司法迫害；當事人的結果還需要法院作最後的審理，但政治領袖的嘴臉已在人民心中烙下印記，那就是“政壇的貪官絡繹於途，有一個政黨願尊重司法追訴，有一個政黨卻先為政治考量。”

忠誠的目的是實踐

    我們現在吃的鵝其實是一種灰雁馴化後的家禽，肉質尚可，所以不是以前老人家告訴我們的“雁肉腥澀難食”。有此疑問是因為大陸有兩條大雁南遷北移的路線，一條是從東北經黃河、長江到達福、建廣東一帶；另一條是由內蒙、青海到達四川、雲南一帶；越冬後，於次年春返程往北回西伯利亞。這一路上所經之地多是人口稠密之地，也是歷來常發生饑荒的地方，但卻少有食雁的紀錄，甚至如今在此遷徙路線上將鵝入菜也是絕無僅有的事。難道真如老人家的理由“雁肉腥澀難食”或另有隱情呢？
    其實雁是一種群聚並集體行動的動物，棲息地又多是平坦的濕地適合捕捉；然而卻缺乏類似的紀錄，可見人類在克服大量獵捕技術上仍存在著相當的困難。雁在遷徙中的生活規律是白天飛行晚上休息；白天作短暫休息的處所分散，而夜間則較集中；獵人多在夜間獵捕，使用槍枝或弓箭，所以易驚動雁群不適大量捕捉；大雁棲息時有名雁奴者站崗警戒，也不易獵捕。
    有捕雁經驗的人常使用的一種方法是：不斷故意驚動雁奴，使其發出警報，然而獵人卻潛伏不動，使雁群厭惡了雁奴的警報，紛紛對牠咬啄，弄得牠傷痕累累；最後連最忠誠的雁奴也不再對異狀發出警報為止。這就是童話《放羊的孩子》裡所描述的情節，只不過將那說謊的孩子換成喪失信任的雁奴而已，都是使人喪失信任的一種群眾心理反射；但這種現象也正是今日執政最惟恐發生的狀況；而且被啄得遍體鱗傷後放棄警戒職責才是導致整體陷入危難的關鍵；換句話說執政若被外界的攻擊挫折，便是整體陷入絕境的開端。
    戰國時期的蘇秦是個很受爭議型的人物，一生都在虛虛實實中度過；他曾為自己向燕易王說過這麼一段話，他說：大王您指望臣子如曾參一樣孝順，如伯夷一樣廉潔，如尾生一樣信實嗎？其實像曾參一樣孝順的人怎肯離開父母來為大王工作呢？伯夷連周的領土所生長出來的糧食都不吃，他能為大王去向他國斡旋嗎？尾生可為一女子的承諾被水淹死，他能為大王千里拒敵嗎？所以他們看似忠誠，其實都無用於大王。
    燕易王仍不相信蘇秦的忠誠，蘇秦又說道：從前有一侍妾得知主母與人有染，想毒死自己遠歸的丈夫，而主母又指定她送毒酒給主父，侍妾不敢違逆，又不願毒害主父，只好故意摔倒潑翻毒酒，使奸計不得逞；但也同時受主父與主母的責打。所以忠誠也能使人獲罪，臣便是那為大王去向齊國討回十座城池，卻遭妒獲罪者。終於警醒燕易王。
    現實的政治有批評油電雙漲導致人民痛苦指數激增，有反對復徵証所稅使股市低迷，有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反對轉讓壹傳媒，有以社保將倒為由停止發放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執政者都在承受人民有關忠誠與否的最大考驗，所以即便遭萬箭穿心也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意志才能帶領大家渡過難關，絕不可半途而廢。同樣地，人民身為國家主人翁，也要對忠誠有更深刻的認識，不是看似孝順廉潔信實，而是真正實踐人民意志卻又忍辱負重者。

社會

    一位禪師在山中修行，一天散步歸來，發覺自己住的禪舍有人闖入，於是他就悄悄的坐在門外，把身上一件外衣脫下，等那偷兒出來。偷兒尋了半天找不著可偷的東西，只好走人，一出來便撞見禪師，滿臉羞愧，禪師說道：朋友！你大老遠地來看我，卻讓你空手而回真對不住；不過夜深了山裡涼，穿上這件外衣避避寒吧！說著就將外衣披在偷兒身上，那人低著頭地走了。禪師望著那人的背影想道：這麼黑的路！如果能送他一輪明月，就能讓他更好走了。過了些天，禪師出外回來，見門下一件疊著整齊的外衣，笑道：我終於送了他一輪明月。
    前些天有兩則新聞，一則是苗栗後龍火車站有人送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兩萬元現金，還附有一封信，上面寫著為彌補二十幾年前一直沒補的那張票；這人補的是一張良心票。另一則是外勞以僱主的殘障卡搭捷運，被發現後，台北捷運公司準備加強稽查以防止類似的逃票行為；只見外勞毫不羞恥的面對媒體的攝影機辦理繳交罰金的手續；其實她面對如此冷酷嚴厲的措施，逃票只是機會主義，有賺有賠何必羞愧。
    明年我們的健保要實施補充保費，存款利息超過五千元的要繳2%的補充保費，因此許多人都去銀行辦理拆單，使每筆存單低於五千元的門檻以逃避繳交補充保費；甚至有人要將租金從月租改為日租，這樣每筆租金收益低於五千元也可逃避繳交補充保費；這樣的舉措竟被媒體大肆報導，甚至有人以此咒罵政府無能笨蛋，我們不僅要問，如果我們需要像台北捷運公司如此冷酷嚴厲的對待，那麼就不該指責社會上投機分子的厚顏無恥，也不需要像那位在二十年後補票乘客的良心，甚至更不需要一盞照亮我們人生道路的明月。

總有更笨的人相隨

    城裡住著一個傻瓜，無論做什麼事說什麼話大家都像從雞蛋裡挑骨頭一樣，非找出他傻的地方不可，然後譏笑他；他雖傻但也知道這是一種侮辱，感到憤憤不平。
    有一天城裡來了一個大家都公認聰明的人，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大家都覺得蘊藏著智慧；傻瓜請智者教他聰明的辦法，智者說：智慧是與生俱來的教不了；但若只是想讓其他人感覺你是聰明的，倒不難。
    傻瓜的目的本就是使大家不再恥笑他，至於是否真聰明就無關緊要了；所以他向智者要求可以讓別人感到自己聰明的辦法。
    智者說：其實很簡單，從今天起，你就專挑大家認為再正常不過的事加以批評；譬如大家都認為某女子很美，你就拼命說她不美，舉各種例子，直到說服一部分人為止。
    傻瓜問：就這麼簡單嗎？似乎還有些懷疑。
    智者說：相信我，我會留在城裡直到別人稱讚你聰明為止。
    傻瓜照著智者教他的辦法，四處找碴似的對一些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加以批評，譬如說大家習慣走路靠右走，他偏批評這是錯誤的，應靠左走才是；又如社會上獎勵勤勞的人，而他偏說勤勞是無用的；竟然這種說法也能吸引部分的人認同，這些人開始相信他是聰明的，將他奉若神明，就連那些不贊同他論調的人也對他異於常人的言行另眼相看，從此不再有人以傻瓜來稱呼他，也不再從他言行中挑出傻的地方來加以譏諷，反而以聰明的觀點看待他。
    傻瓜真變聰明了嗎？還是他標新立異的言行得到部分人的認同呢？其實這個社會上有部分人是不甘於被傳統觀念束縛的，因為在傳統觀念裡他們是失敗者，想藉著顛覆來平反自己，但又缺乏與世俗對抗的勇氣，所以成了敢顛覆傳統的傻瓜追隨者；傻瓜並不認為自己傻，他覺得從智者那裡學到了聰明的辦法。
    我們生活的社會裡到處都是以上的例子；譬如說有人認為放煙火辦跨年活動是浪費公帑，有人經營媒體就是想操縱輿論，老百姓的工資不漲是政府的責任，景氣低迷時不能主張公平正義，油電不能在國際行情上漲時調漲，說這些話的人可能都去跟智者請教過，那就是“專挑大家習以為常的事加以批評”，言下之意是“總有比你更笨的人會相隨”。

政客心態

    在野生動物園裡的動物都是打出生後就在這裡生活著的，根本沒過過野外的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的天敵及捕食的過程，所以自我認知的能力很差，獅子每天跟山羊一起玩，牠始終都認為自己的模樣就是山羊那個樣，甚至還為自己的叫聲粗獷感到羞恥；同樣道理，猴子跟驢也發生這種認知上的錯誤，驢覺得自己的手腳不如猴子靈活，學爬樹結果摔了一身傷；猴子倒覺得驢子的叫聲好聽，生氣時往後一蹬腿，簡直帥呆了。
    動物園開放給遊客參觀，導遊最常應付遊客的問題是“那是什麼動物？”，所以經反應後，園方作了一個給動物貼標籤的決定，就是把標有動物名稱的標籤貼在動物的尾巴上，讓遊客能一目了然；偏不幸有一位工作人員貼標籤時與女朋友在手機裡吵架，硬把一張寫著“驢”的標籤貼到了獅子尾巴上。獅子本不在意，結果許多遊客指著牠大笑，牠開始發覺有些不對勁了，就問狼：他們幹嘛沖我笑？狼說：還不是覺得你與那老山羊長得太不像了。獅子說：可人家不都說我是萬獸之王嗎？老山羊應該長得像我才對。狼說：不對！剛才那遊客喊你是驢。
    獅子對自己的三種身分很是質疑，首先牠喜歡萬獸之王這個名字，聽起來就感到自豪；可是牠又覺得自己是頭山羊；但都比驢這個新名字要好，牠到底是什麼？
    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以名稱也不同，在辦公室裡有人以職稱相稱，回到家裡一會兒是老婆的老公，一會兒是丫頭的老爸，從來也沒懷疑過如果名稱錯亂了是不是角色也跟著會改變，還是角色混淆了名稱會跟著改變；但此刻似乎一時之間也跟自我認知誤謬的獅子一樣，要問：我到底是誰？
    不過人類比獅子聰明的一點是，我們在乎別人如何看我們，並不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這一點是人類比任何動物都要進步的原因；可是我們都不能否認這個世界上有向上提升的力量就有向下拉扯的力量在干擾人類的進步；這世界上有一種人叫政客，他們就只顧著自己不管別人，像那位台中市的民意代表為酒駕關說未成而怒罵警員，結果被裁決道歉捐公益，她不就是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的政客嗎？這種人滿佈政壇，令人咋舌。

自限

    馬爾薩斯在1798年提出《人口論》後，西方社會就開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進，這一點可以說是巧合，因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本觀念就是認為人是以等比級數的速率增長，而食物以等差級數的速率增長，在自然條件下食物的增長速度永遠趕不上人的增長速度，因此因爭奪食物而發動的戰爭將永不止息。可是當人類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後，生產力大增，不但增加了食物的生產數量甚至也可自遠處運輸並且加以儲存，所以有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沒有人再去細究他的理論，直到1970年代。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後，北大校長馬寅初曾於1957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的《新人口論》，他認為中國非但食物的增長不及人口增長的速度，連現代化所需的資金及工業原料也遠不及人口的增長，所以勢必要控制人口的增長，此便是計畫生育政策的起源；可是他的論述沒有被毛澤東採納，毛反對的理由─“人多好辦事”，聽起來一點科學根據都沒有，但實際上是馬寅初已被他認定為右派，專挑政府執政的毛病，所以他的論述再科學都屬非我族類的言論，應一併批判。但1970年中共中央已感到人口急速成長的壓力，所以醞釀已久的計畫生育政策直等到1976年毛死後的1978年才正式推出，而且一推出後就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
    台灣的《家庭計畫》政策，內容也是節育；最初是由農復會的主任委員蔣夢麟向蔣介石提出，但蔣介石詢問許多政府中不同部門的主管後發覺沒有一個人贊同這項政策的，但蔣介石本人卻意識到1949年大批的移民已使這個島嶼承受了過多的人口壓力，如果不暫時緩解壓力，政府的財政恐形惡化，所以即便沒有人贊同，而這項政策卻意外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得以與1964年開始實施。
    中國大陸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當時引進的加工型企業所需的大量勞動力都是在計畫生育以前出生的嬰兒，他們不但在現代化道路上貢獻了勞動力，甚至在2000年以後的加強內需政策上貢獻了消費力，所以曾經被認為是經濟負擔的一代人卻意外地成為了新經濟的貢獻者。兩個馬都沒說中，而不懂經濟的毛卻因一句“人多好辦事”成就了今日的繁榮。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指1950年代至1990年代所呈現的經濟表現，當時台灣也以加工出口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其大量勞動力便來自農村與新移民，這些人同樣被當時的經濟學家及執政者視為是消耗政府財政的黑洞，卻也意他們之外的成為後來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難道經濟學家都正好說的是反話，或者執政者總是選錯施政的方向，應該都不是，是對未來的臆測都過於侷限於現實的狀況，這種自限也正是我們進步的最大障礙。所以從台灣目前的各種處境悲觀地臆測未來，恐怕也會陷入此危境。

救經濟譬如登山

    台灣有許多三千公尺以上的大山，因此也吸引許多愛登山的人，這些登山者可都是經驗豐富且裝備齊全，但每年仍頻傳山難；據調查他們在臨難前多有失溫的現象，因為長時間挨餓而失溫倒不是主因，浸濕的衣服卻是元凶。所以如何不使衣服浸濕卻是每一位專業登山客要事先研習的一門課，但如此看似簡單的一門課，卻無法克服登山客的心理障礙，所以山難仍不斷發生；所謂保持衣服乾燥的方法很多，其中將衣服脫下以塑膠袋包裹，而以赤裸相互擁抱取暖或捲曲身體以免體溫流失，等天氣情朗後再穿上衣服，等待救援的方式為最佳；但通常登山客不願如此作的原因都是過度相信自己的體力及找出路的能力，因此流失了許多體能並使衣服完全浸濕，失去體溫而喪命。
    這一點正如政府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的態度，許多掌管經濟的官員都被認為是經驗豐富與學識能力俱佳的人，他們都不願意在國家面臨經濟危機時，消極應對而被民眾指責，所以各項振興經濟的方案盡出，甚至在平時都忽略的照顧弱勢，此刻都會因為執政者本於“良知”的天職，而擴大社會福利支出；其實這些措施或手段都造成經濟復甦的負擔，甚至使政府最後唯一的利器也用盡，即使復甦也較他國的腳步緩慢，且有陷入長期衰退的危險。
    世界上沒有兩次同樣原因與現象的經濟危機，但所有的政府官員與經濟學家都以同樣的手段與思想模式因應，結果輕者勞民傷財，重者一蹶不振。譬如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國算是受害較輕的國家，但當時所使用的金融壁壘措施卻導致日後產業結構的僵固，自1997年以來台灣的產業轉型就出現停滯的現象，缺乏競爭力的產業可移師大陸再創繁榮的第二春，稍有競爭力的產業可藉政府操縱匯率的手段獲利而無需再精進；現在大批在大陸經濟推升潮中獲利的企業以其雄厚的資本與可怕的落後思維影響著台灣經濟的發展，他們匯進資本炒樓，影響許多財經官員與每天耍嘴皮子的名嘴以為台灣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再創榮景的錯誤思維，繼續困擾已經黔驢技窮的政府，也使社會發展失溫瀕臨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