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經濟

    在這一次經濟危機的應變過程中，我們清楚看到美國與歐盟兩大經濟體應對的不同；美國由聯準會主席伯南克為首主張的量化寬鬆政策與歐盟IMF主張的撙節政策，顯然兩者是背道而馳。而雙方所持的觀點之所以如此迥異，是因為彼此所處問題的癥結不同所致；美國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國內金融機構迅速倒閉，使企業及個人對今後市場獲利及工作飯碗不保的問題憂心忡忡，所以大幅減少開支及投資，造成市場信心不足，有通貨緊縮之虞；而對於研究大蕭條時期甚有心得的伯南克而言，此時政府的寬鬆貨幣的政策決不能收手，否則將導致大蕭條時期的歷史重演。
    歐盟所屬國家如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冰島都有債信危機，IMF為挽救歐盟及歐元的危機，只好對這些國家紓困，但為了安撫其他國家的心態，不得已只好迫使這些債台高築的國家必須撙節政府支出；但整個歐盟現在都有很嚴重的失業問題，若撙節方案上路，勢必對就業市場更為不利，因此引起的民怨將導致政治的不穩定，例如最近法國大選，主張撙節的現任總統薩克奇就連任機會渺茫，而主張擴張方案的社會黨角逐者歐蘭德便後來居上，可望成為下一任總統。與薩克奇持同樣看法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今年也要面臨大選的考驗，而法國變天也將對其是否繼續執政構成威脅。
    歐美以外的亞洲新興國家卻在美國量化寬鬆與歐盟撙節方案的兩面夾擊下，經濟也出現停滯的狀況，首先是高漲的物價使國內人民充滿怨氣，接著是歐盟的衰退使外銷市場大幅萎縮，人民的飯碗可能因而不保。
    美國自從實施量化寬鬆以來，已向金融市場投入了近2.6兆的資金，雖然穩住了繼續下滑的經濟趨勢，但就業率與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仍不見大幅的復甦，而汽油價格已上升到歷年的高水位影響了消費者的購買力；顯然在歐巴馬連任路上，驟改伯南克的寬鬆政策已是不可能；共和黨死咬著民主黨國家赤字高漲的問題也不會放鬆。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不死不活的緩步復甦，仍將是只顧自己任由商品石油價格高漲，禍延全球。
    比美國還要悲觀的歐盟，可能無法挽救那些債信掃地的國家，最終還是要離開歐盟，離開歐元區，此將是全球金融債信另一次危機。而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當然也風雨飄搖，中國的軟著陸是否可緩和原物料及石油的需求而使價格回軟，對國內打房的政策是否會導致泡沫破滅而造成動搖金融機構的危機，提振內需市場可否使周邊國家的經濟受惠而維持不墜，亞洲經濟似乎已不再指望歐美。

政治該是實現承諾

    媲美華盛頓的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是南美獨立戰爭最重要的領導者；出身西班牙裔貴族的玻利瓦家族在委內瑞拉是地主、資本家、奴隸主，他的家族曾在這片土地上壓榨剝削別人，但也同時是政客軍人眼中的肥羊，所以像他們這樣身分的資本家就迫切希望能改朝換代，終於讓他們找到了一個藉口，就是如美國一樣推翻殖民統治。
    西蒙‧玻利瓦就是在此時脫穎而出革命家，他曾在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等國留學七年之久，吸收了革命的思想，尤其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他找到最適合南美洲殖民地的一種革命形式。因此他回國後就以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口號與殖民軍進行戰鬥，接著的幾年，他的革命軍時而成功時而失敗，尤其在委內瑞拉第二共和國被瓦解後，他逃亡至海地，當時的海地已脫離荷蘭的殖民統治而獨立了，海地總統佩蒂翁支持他，使他又能打回委內瑞拉。
    在這段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道理，一是要團體南美洲其他爭取獨立的力量，共同對西班牙殖民軍政府進行武裝抗暴，同時解放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拿馬、秘魯成立大哥倫比亞；其二是爭取黑人的支持，宣布革命成功後要廢除奴隸制，取消印第安人的人頭稅，並保証分土地給他們；這兩項政策確實使他革命的力量大增，很快的就讓他攻佔了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周邊的地區；接著也陸續傳出捷報，果然在1819年12月新格蘭納達、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共同組成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他也被選為總統及最高統帥。南美玻利維亞這個國家的名字就是紀念他的解放而命名的。
    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在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的領導人因對憲法意見的不同而引發內戰，新的殖民者如英國、法國、美國都加入干預，以致共和國於1829年徹底瓦解；其實共和國的解體雖是各地區領導人的意見不一致所致，但終究其原因是他在革命期間對黑人及印第安人的承諾都沒有實現，以致支持他的群眾基礎產生動搖，而使地方派系的領導人有隙可乘，新殖民者也不樂見團結的南美洲對其利益的影響。
    自1810年以來的一百年，世界上許多地區都陸續發生掙脫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但許多也都像南美洲解放者玻利瓦一樣，徒留其名，未見其實，趕走了舊的殖民者，來了新的殖民者，他們從拿著皮鞭抽打奴隸的角色變身為貿易促進者、國際融資者的角色，內涵仍是壓榨與掠奪；而像革命家、解放者的民族主義分子，好像也在眾人簇擁下忘了給人民的承諾；在歷史上他們不斷死灰復燃，卻也不斷丟下一堆假話，讓擁護他們的群眾真心換絕情。

聯招制度之我見

    聯考制度最為人所垢病的是一試定終生，所以後來加入許多可作為評鑑的項目來分散以單一考試成績作為評定的依據，結果仍脫離不了考試，只不過由一次考試改成多次，並增加考試的項目；這對學生、家長、師長、學校而言都更增負擔，可是公平性並未因而增加，更遑論滿意度了。所謂有人落榜的考試都不盡如人意，而現在錄取率超過報考人數的學測似乎仍被批評；如果真有一位教育部長能把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都擺平了，我建議他直接作總統，好擺平更多的人！
    其實單從考試的角度看，是想藉著考試測試出學生的真正能力，或者是說綜合能力；而現在的考試是把各學科分開來一項一項測試，然後再把成績加計起來，依總分高低來分別學生的程度；這樣的方式首先是無法測試學生的綜合能力；再者也無法衡量學生在單一學科上的真正能力，因為所謂的“考運”在這樣的考試制度下是據有干擾作用的；另外也忽略了學校真正想招募的學生類別，使許多科系與學生間媒合發生齟齬的現象。
    尤其現在台灣的高中是沒有任何區別的，而如果高中仍以學生入學成績作為維持名校排名的指標，那教育本身就缺乏意義了；或者只要維持住排名，也就交代得過去，這種心態實是現在教育最大的障礙。
    我建議的考試制度首先是不分科別，題目要能綜合各種學科，類似作文這樣有較寬闊的表現空間，而評分是由各錄取學校派老師去選取，如果遇到有學校共同選取者，則由考生自行決定就讀與否。如此則可使學校有不同的風貌，並且善盡教育資源配置的能力；學生也可在較有創造力的環境下改變自己的學習與思考的方式。

現在社會的新“種姓制度”

    印度的種姓制度被認為是與現代社會脫節，而且阻礙社會發展的惡例；其起源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源於印度教，自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今已有三千五百年的歷史，如今全世界仍有近十億信徒，是僅次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主要宗教；令人吃驚的是如此被鄙夷的文化傳統，竟仍流行於世。
    另一種說法是：自西元前二十世紀由中亞高加索地區入侵的白種雅利安人所創立，用來壓迫當地達羅毗荼人的一種制度；後來經過馬木留克及蒙兀爾等外來伊斯蘭教的征服者統治，及近代英國的殖民統治，甚至甘地的獨立運動，推行強調人權思想的民主制度；但至今印度依舊無法擺脫種姓制度的束縛，其原因令人匪夷所思。
    種姓是以“潔與不潔”概念為基礎所構成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又在現實生活中與“權力”結合，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思維模式。何謂“潔與不潔”？指的是人生活中帶有危險性而需要隔離的事物，如女子的經血、生產、死亡、排洩物等。這些被傳統認知為可能導致疾病、傳染、哀傷特性的“不潔”事物，於理應予隔絕，但事實上又無法避免；所以就以與之關聯程度的高低為標準來劃分人的階級，譬如有專門為死者或產婦洗滌衣物或埋葬等的工作者，他們就是與“不潔”接觸的人，而程度上比喪家親屬與死者的接觸關係更緊密，所以更為“不潔”；而同樣是親屬，也可以與死者的密切程度區別不潔程度；而婆羅門是所有階級的核心，必須保持高度的潔淨，以維持其神聖的地位，其他如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都是為維護婆羅門的潔淨而存在的階級。
    為了使這些次於婆羅門的階級都能安於現狀而且甘於被奴役，因此創造了“輪迴”說，意思是只要你能安於現實世界的階級而且努力盡其階級的義務，等到來世投胎時，就能上升你的階級，而逐步成為婆羅門。所以在婆羅門教或佛教的教義中都有“輪迴”說，用以安撫當世人被不當區別的階級意識所造成的反撲。印度歷經雅利安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甚至以後的大不列顛人持續且長久的統治，難道都是這些入侵的外來民族異常強大而難於抵抗嗎？可能原因並非如此；而是自己民族固有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結果；我們可從這些外來民族長久統治下的印度仍保留種姓制度這一點來驗証。
    當我們都拿印度的種姓制度作為一個民族受到固有傳統思想的束縛而沉淪的例證時，我們也該檢討自己民族中是否也有類似“種姓制度”這樣的思想殘留，例如民主制度就是要打破以往的階級意識，使每一個人都能在社會上立於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權力，盡一樣的義務；但事實上我們的政治體制是偏袒資產階級的；譬如為了經濟發展，政府要拿出不公平的稅負制度來吸引資本家的投資；以選票決定政權的歸屬，卻使金錢易於介入；社會輿論又常成為財富支配的工具。最可笑的是講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經濟發展時，所產生的階級迫害事件竟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是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我們打破以往階級對立的同時正製造新的階級對立，而且還有比“輪迴”更能痲痺人們心智的樂透、毒品及政客的謊言。

    

領袖氣質來自器識而非知識

    印度的莫臥爾王朝是由蒙古的帖木耳征服後，一直到他的第五代孫巴布爾才建立的王朝。巴布爾的祖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所以巴布爾具有成吉思汗與帖木耳兩大強者的血統，他率領一支一萬兩千餘人的部隊擊潰了土耳其人的十萬大軍，攻佔德里，自此建立了莫臥爾王朝。  
    莫臥爾王朝一直傳到第三代領導人阿克巴大帝，才達到鼎盛時期，在印度歷史上與阿育王齊名。阿克巴初即位時只有十三歲，由野心勃勃的舅舅穆阿扎姆攝政，並想逐步篡奪王位。但十八歲後的阿克巴強悍勇猛，有一天升殿主持國政會議，直接令坐在攝政席上的舅舅跪到面前來，令他代表自己去麥加朝聖，使他從此退隱，由自己獨力執政。
    初執政的阿克巴極力向外擴張領土，他利用武力與懷柔的手段征服了北印度及更遙遠的西北地區，包括波斯等中亞地區，南方幾個國家也陸續被他收入版圖；對於願意歸順的地區，他就仍讓原來的領導者管理，並娶其女，將其子孫攜至德里委以重任；對於不願歸順的地區，他就以屠殺及羞辱該執政者的方式使其徹底瓦解。阿克巴在擴張領土上所表現的貪婪與殘暴與其祖巴布爾甚至帖木耳都有幾分神似。
    但阿克巴在內政上的建樹卻是他先祖們所不及的，首先他對土地重新丈量，將全國劃分為182個稅區，分別依農作物收成的情形課稅；廢除將戰俘賣為奴隸的習俗；下令取消人頭稅、香客稅、田賦附加稅等，遇有天災人禍就免除田賦；統一全國度量衡，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尤其他在宗教上的寬容大度，使他這位信仰伊斯蘭教的領袖能統治多數印度教徒的國家。消除兩宗教的磨擦，首先選用印度教人士為官員，自己娶印度教貴族的女兒為妻，在其宮廷中採用印度教慣例；印度教將牛當作聖牛，不許宰殺，因此阿克巴也禁止宰牛。但他也不是盲目的崇拜印度教，對於印度教中寡婦自焚殉身的習俗就嚴格禁止，其他如殺嬰、童婚、近親結婚及不許寡婦再嫁等也極力反對。
    阿克巴是個文盲，但他每天要聽別人朗誦各種書籍，以增加自己治國的知識。他還是個藝術迷，對繪畫、音樂都有很高的造詣，並且要求手下的官員也要學習波斯文及印度文。所以他雖馬上爭天下，卻也能下馬治天下的優秀執政者，在他五十餘年的執政時期，使莫臥爾王朝在經濟、文化、宗教、藝術上的成就都達到空前興盛的狀況。
    阿克巴的強悍與悲憫，體恤與明辨使他成為一代聖君，這與他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有關，從來不懂得什麼是倫理，讓他能以王者之尊屈服舅舅的野心；從來不探究宗教的對立，讓他能以伊斯蘭教徒身分尊崇異教而無人能有異議；從來不知什麼是宗教禁忌，讓他以異教徒身分深入改革印度教的陋習；從來不以自己知識的淺陋而掩飾對音樂繪畫的愛好。這就是一個能突破禁忌，不畫地自限偉大領袖的風格。

改革沒有便宜行事

    三十歲的格拉古被選為羅馬保民官，讓他最感不公平的事就是國家土地被貴族壟斷，人民貧無立錐之地，還要應召為士兵，不斷為貴族向外擴張版圖，以致犧牲生命；這樣使人民窮苦又朝不保夕的不公平現象觸動了也是貴族出身的格拉古，他決定提出一個土改方案，將超過250公頃的土地收歸國有，再分割為10公頃的小塊土地給無地的平民。無疑地引起擁有大筆土地貴族的頑強抵抗，甚至千方百計要刺殺格拉古。
    這項法案要獲得人民大會的投票通過，才得以實施，所以格拉古在大會上慷慨陳詞：連義大利的野獸都能找一個棲身的巢穴，但那些曾為了征服義大利而戰鬥犧牲的人卻只能享受空氣與陽光。他們無家可歸，帶著妻兒到處流浪。貴族將軍們騙他們要以保衛祖國的利益而戰，而事實上是為了掠奪更多的土地來滿足貴族的欲求，士兵們甚至死了連埋葬自己的地方都找不到，他們只是為了別人的榮華富貴而出生入死。雖然稱他們是羅馬的主人，卻沒有一塊讓他們得以立足的地方，這難道公平嗎？
    雖然他的法案受到人民的讚揚，但是否能提交人民大會投票表決，卻被熟悉議事程序的貴族故意刁難阻撓，眼看他的任期將屆，仍無法付諸表決，所以他只好再競選一任保民官。貴族中已有了對他不利的行動，部分刺客已喬裝進入選舉會場，準備伺機而動。然而他的支持者中看出此危機形勢的人勸他迴避，他則說：我不能畏懼退縮，使人民失望。會場中支持者與貴族安排的群眾相互鼓譟，格拉古已無法向人民以言語傳達，他只好以比手勢的方式向人民傳達，正當他要告訴群眾他將受到威脅時，一個保守的貴族竟以煽動的口吻說：格拉古想叫人民拱他當國王呢！於是藏身在群眾中的刺客就持刀槍向他衝去，一陣騷動後，格拉古就倒臥在血泊中了。
    他的死並沒有使憤怒的平民怒火稍歇，土改的議題仍逼迫著元老院出面解決，果然在他死後的六年中有八萬平民因而獲得了土地。這時貴族中又有人動歪腦筋，準備遷移平民到非洲去，讓他們的土地再回歸到貴族手上。格拉古的弟弟蓋約繼承了哥哥的遺志 ，被選為保民官，他在此議案上持反對態度，與貴族周旋。保守的貴族商議後發覺仍要故計重施才能杜絕後患；因此在討論移民非洲的公民大會上，貴族們佈置了武裝暴徒，對在場的三千名平民進行屠殺，蓋約也在屠殺中喪生。為了人民擁有土地的正義，兄弟兩人奉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改革者需要無比的勇氣才能堅持腳步，絕無投機可言。最近在野黨利用政府油電雙漲的民怨炒作反馬議題，甚至伺機增減批馬強度，都是投機的政客心態！

巴克球的未來展望

    1985年克洛圖與史莫利、柯爾在《自然》期刊上發表了巴克球的論文後，立刻就在科學界掀起了一陣旋風。巴克球是目前地球上被發現碳的第三種結構體，外形就像足球一樣，由20個六角形與12個五角形所構成的一個中空球體；前兩種碳結構體分別是石墨與鑽石。而巴克球的基本結構是由六十個碳原子所組成，具有高度的穩定性與導電性。由於巴克明斯特‧富勒在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中設計的圓頂建築物而激發了克洛圖的靈感，因此將其命名為巴克球；也因此使三人在1996年獲得諾貝爾獎。
    一個分子結構體的發現竟能使他們獲得諾貝爾獎，主要是這項發現將大大影響以後人類的生活，已知的用途涵蓋了醫藥、能源、超導、核能等用途，而實際使用仍在繼續擴大中。在醫藥上用作“超小型膠囊”可把藥物直接送到患部並侵入病毒、細菌、癌細胞內進行破壞基因蛋白的機制。可穿透阿茲海默症及漸凍人的腦部細胞所構築的“血腦屏障”，而使藥物發揮功能。
    在能源上更可能是下一世代的替代能源，由於巴克球的中空內部可容納2000個氫原子，而外部又有高度的穩定性，所以成為最安全及有效率的氫儲存體，因而也可使方便清潔的燃料電池發揮功能。
    用作核能發電的鈾可置入巴克球內，未反應的部分以鉛封入，可防止輻射外洩。因此核能不再是人見人畏的一種發電方式了。
    巴克球不只能儲存發電燃料，還可成為最有效率的蓄電池，把過剩的能源分解水以儲存氫，甚至經過一世紀也不會耗損。
    以上便是巴克球將引領人類進入的世界。

“法西斯”的醒思

    西元前六世紀，統治歐洲的是羅馬的塞維圖里烏。他的一個女兒嫁給塔克文後，兩人就密謀爭奪王位。果然讓他們如願以償，在一場血腥的宮廷政變中，他們殺死了塞維，取得了執政權。但塔克文這樣取得政權的方式連他自己都懷疑其正當性，為了鞏固王位，他變得多疑猜忌，對可疑的人採取酷刑，施行各種誇大其豐功偉業的異端行徑，例如對外戰爭及興築宮殿。如此暴行隨即引起人民的不滿，其中一位曾被他處死的貴族遺族叫魯齊的，就決心報仇血恨。
    在一次公眾聚集的場合，塔克文的兒子當眾侮辱了一名受大家尊敬的女性，引起公憤。魯齊就站到演講台上，以他聳動的言詞歷數塔克文的罪行，並呼籲人民站起來推翻暴政。於是他成為抗暴的首領，將塔克文一家趕出了羅馬。
    羅馬人這下子再也不相信國王這種專制獨裁的政體了，他們選出兩個人來代替國王執政，並叫他們為軍政長官，後來叫執政官。執政官有十二名侍衛官，每一名侍衛官肩上都荷著一束木棒，中間插著一柄斧頭，這就是一種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名為“法西斯”。執政官平時是羅馬的統治者兼法官，戰時是軍隊的統帥。設置兩名執政官的目的是讓他們相互節制，任何一名執政官都可否定另一名執政官的命令，而執政官每年一換，沒有薪俸，只有榮譽。人民還能透過人民大會對執政者提出意見。其他事務則由三百名元老組成的元老院負責。因他們都是貴族出身，所以成為一個貴族專政的共和國。
    魯齊成為首任執政官後，被放逐在外的塔克文仍心有未甘，於是策劃各種能奪回政權的叛亂活動，其中一件竟涉及了魯齊的兩個親生兒子；而魯齊兼任法官，必須對參與叛亂的兒子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判決，魯齊含著眼淚把兒子判處了以“法西斯”處死的判決；執行死刑的侍衛官以法西斯上的木棒抽打罪犯，把他打得皮開肉綻後，再以斧頭砍下他們的頭，過程都要在執政官及人民面前執行，令人慘不忍睹。
    羅馬人民因為不信任國王的一人專制，所以在推翻了塔克文後，設置了兩名一年任期的執政官來決斷國家事務及重大案件；並設立人民大會，元老院來輔助執政官管理國家事務；這便是今天所有民主政治的起源。但諷刺的是當初用以代表國家最高權力的“法西斯”竟成為後世獨裁政權的代名詞；因此讓我們體會到若沒有完善的法制，純粹以人民授權形式的政治制度將成為野心政治家操弄的工具。像“牽手護台灣”“三隻小豬”所掀起的風潮，事後回想起來不都是一場政治秀，捧紅了某些政治名星，卻讓政治變得如煙火般好看而不中用。

物競天擇之謬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是所有解釋物種世代間變異現象理論中逐漸成為核心的一種，其所著《物種起源》一書中就詳細闡述了四項觀點，來推論自然選擇法則；此四項觀點包括：過度繁殖、生存競爭、遺傳和變異、適者生存。
    一、繁殖過剩：達爾文認為世界上的各種生物都普遍存在繁殖過剩的問題，所以必需透過自然選擇的方式限制生物無限制的增加。
    二、生存競爭：任何一種生物都必須為生存而競爭，此競爭包括生物與無機環境間的競爭，同種生物間的競爭，以及異種生物間的競爭。競爭導致生物的大量死亡，僅存少量的個體可以存活下來。
    三、遺傳和變異：個體如何存活下來？就是靠遺傳與變異的方式；遺傳是保證生物穩定存在的一種方式，而變異是個體間隨機產生的差異，這種差異使個體有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且可成為遺傳的一部分保留下來。
    四、適者生存：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容易存活下來，而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便被淘汰死亡，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自然選擇。
    這項學說的提出雖較神創論及主張用進廢退的拉馬克學說更讓人信服，但畢竟未經實驗証實，純粹是推理的結果，所以在後來遺傳學中基因及突變的事實被驗證後，反而成了眾相批評的對象；大家都知道基因的突變是隨機產生的，而不是自然選擇的，所以有些物種會在沒有適應新環境的突變種產生前就從地球上消失，恐龍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由此推論出的“適者生存”，其實也不過是繁殖過程中所能產生變異的機率高低而已，無所謂優勝劣敗之分；譬如恐龍與蟑螂都生存在侏儸紀，恐龍沒能逃過慧星撞地球的災難，而蟑螂卻靠著自己體積小食量低的特點躲過災難，兩者與其各別適應能力的優劣實不相關。
    然而正當大家仍相互爭辯時，有一批支持自然主義進化論者便認為社會制度的發展也存在著某種有機規律，它決定著這些制度變化的漸進性與持續性。於是人的本性、人種的特性和遺傳因素都對社會生活有決定性的影響。這種說法就等於把當時各個族群社會發展的結果作為判定該族群社會組成分子的優劣；黑人之所以淪為黑奴，黃種人成為奴工，其背後都有個正當的理由，那就是物競天擇的結果，把一切歸咎於自然法則。
    而實際上在自然界的進化也不完全都是依物種變異的適應能力而定的，因為自然環境的變異並不是循著一定軌跡進行的，而是充滿了不可臆測性，譬如說慧星撞地球的例子。而在人類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也不完全是按照既定的軌跡前進的，封建主義社會也未必不如民主主義社會優質，因為制度的良莠端視適應該制度的人民意識而定；把自然界物種進化的原理置入人類社會制度的評斷中，似嫌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