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卑政與息辯



《淮南子》說:“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非子》也說:“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淮南子說:救溺水的人給他金玉,不如給他一根繩子。韓非子說:餓了一百天沒吃飯,還讓他等黃梁米飯及肉食後再吃,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反映在政治上的意義就是要從與人民切身相關的事物上去著手解決人民的痛苦。
    近來選舉的議題也多圍繞在與民生相關的經濟議題上,譬如有關就業的無薪假問題、有關經濟成果分配的問題、社會安全體制的建立與運作、教育資源的分享與擴大化問題、健保制度等,可惜的是這些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卻也被政治攻防模糊化,而喪失了理性探討的空間。人民有時候還是會被辛辣、八卦具戲劇張力的口水議題所吸引,而忽略了與切身利益有關的議題,其實這些都是政客迴避與人民有關的議題,而只想靠漫罵、操縱意識形態來獲取選票,非全民之福也。
    政黨及個人會成為被誣衊的對象,其實與此人的行跡有關,所謂行跡,又分為行本與事跡,什麼是行本呢?就是任何人在任何角色上所應體現的本質。孔子說:要使一個人成為被尊重的人,就要以孝為本;在行喪葬之禮時,就要以哀為本;作戰時以勇為本。又何謂事跡呢?就是發揮各自角色上的本質作對的事。譬如齊威王對即墨大夫說:你在本職上使即墨城的周邊土地獲得開發,人民都賣力工作,官員都各司其職不懈怠;雖然你不願巴結我左右的人,以求得聲譽,但卻是善盡職守的好官。對阿城大夫說:你在本職上,使阿城周邊土地荒蕪,人民貧困清苦,鄰國對周邊的軍事行動,你都置若罔聞;雖然你收買我左右的人以求我對你的好評,卻不能掩蓋你怠忽職守的責任。這就是善盡本職與怠忽職守的差別,亦是所謂的事跡。
   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繼續前任李登輝時期對大陸的經貿政策“戒急用忍”實施所謂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但卻沒有遏止大量外逃的中小企業,使台灣產業鏈發生鬆動的現象;另一方面卻使得本可在大陸市場佔得先機的企業失去了立足的機會;眼看逐步失去競爭力也逐漸被邊緣化的情勢,卻依舊高唱一邊一國的調,進行無謂的烽火外交及反聯公投等虛耗國力的運動,這樣的政黨人民為什麼還要給他執政的機會?難道我們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任由他們掌控國家權力卻不作對的事?

庸俗的民主



    有人說毀譽與是非是沒有特定標準的。並拿漢高祖與陳平的例子說明,當有人在高祖面前毀謗陳平時,高祖就逐漸疏遠他;而有人讚譽他時,就開始親近他;像高祖這樣具有識人能力的人,對於伴隨他打天下的陳平,尚且受他人的影響,所以更何況他人呢?
   漢文帝也算是知人善任的人,但對戍守雲中的魏尚,因為他在戰報上多報了一些戰績,便將他繩之以法,就地免職;後來是馮唐一直為魏尚辯解,才法外施恩,重新重用,後建立大功。所以人在判斷一個人的好壞時,是容易受當時外在因素的影響的。
    難道因為我們對是非的判斷是如此的沒有標準,就要任由情緒非理性繼續掌握我們的判斷力嗎?或者在政治上常對一時選舉的結果妥協的人都說的一句話“我們尊重民意的抉擇”,甚至有人還稱讚這樣的妥協是民主精神,其實這就是庸俗的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精神是為自己的理念不斷向群眾述說,且與持不同意見者彼此論証,如果別人的論述是折服自己的,便要全心全意去支持他人的論述,如果証明自己是對的,就要堅持立場的捍衛;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譬如這次選舉中有關老農津貼及農產品產銷或者兩岸和平協議等議題,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就被對手用負面文宣詆毀,這對想要真正瞭解兩黨候選人政見的選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候選人也恐怕沒機會說清楚講明白,只好妥協收場或畫下句點,這都不符民主精神,也証明我們的民主是庸俗的。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妄成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在亂世時,道德式微,只要稍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就能成為亂世中一盞明燈,被眾人所仰望;但如果只是沽名釣譽而非以實際的正義得到眾人的負託,且不循正道的獲取權位,其實也是枉然;必定得到手的名位也會很快失去,建立起的種種虛偽也會被拆穿。這句話正是現在許多政治人物的寫照。
    想當年李登輝倡議的廢萬年國會,宋楚瑜的全省走透透,陳水扁的揭發弊案,蔡英文的理性台獨,都在當時混亂的意識流中脫穎而出,帶給人們清新活力的象徵;但是他們都在人民授予權力後,不思精進,只圖個人的名利,最後都又被潮流所掩蓋,成為歷史的名詞。
    最近蔡英文當年所批准的宇昌案被部分立委質疑,蔡氣極敗壞色厲內荏的召開記者會,痛批馬英九對她作政治追殺;記者會全程四分多鐘,罵馬英九及國民黨用掉三分之二的時間,對宇昌案僅作捍衛名譽的宣示,並不接受媒體的詢問,這種澄清方式似乎是於事無補的。對照前一天蘇嘉全夫人參加猛男秀派對的道歉記者會,蔡英文一付責備的不悅之色,今天豈不是“見笑當生氣”?

2011年12月7日 星期三

對照



    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意思是個人不修養自身的品德,卻要求別人尊崇自己,其實是一種違反倫常的作為;團隊內部不要求紀律,卻只注重外在的形象,那是即將瓦解的前兆。就像車上載著又重又龐大的物品,即使拿著鞭子在後面跟著驅使,也非萬全之策。
    最近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在地方上活動的消息曝光,其親切的形象及不刻意為馬助選的舉措引起社會上普遍的讚譽;而民進黨蘇嘉全夫人洪恆珠女士九年前參加友人生日派對的猛男秀照意外曝光,卻使人搖頭嘆息;兩相對照,真有天壤之別。不過兩位夫人都不是實際參與這次選舉的候選人,要她們為選舉勝負負責,實有失公允。不過消息披露後,民進黨極力消毒及發動四大天王攜伴在全省傳統市場掃街拜票的舉動,令人莞爾。
   周美青女士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曾被徐永明指控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內偷竊報紙雜誌,甚至還找來當時就讀該校的人士作證;周美青在總統馬英九當選後,被迫放棄職場生涯投入公益;最令人難忘的是她在支持國內藝文活動、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及職棒運動的不遺餘力;且個人自奉甚儉,一改過往官夫人形象。馬英九或許許多政見仍未兌現,改革的道路仍很遙遠,但身後這位支持他的人平凡中卻顯偉大。

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王安石曾給當時的宋仁宗上過一奏折,內容是勸仁宗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經營天下,“大明法度,眾建賢才”。其中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為例,說他們皆是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但享國日久,內外無患,所以因循茍且,失去了對天下至誠惻怛憂之心,終遭災禍而悔無所及。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在宋神宗時所推行的熙寧變法最後以功敗垂成收場,後世有許多人都認為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不為當時的人民接受所致。再進一步深究便知,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是從中央到地方缺乏執行力,才使得立意良好的變法成為不肖官員貪瀆的工具;像青苗法當初立法的意旨在遏止農村高利貸的狀況,所以由政府統一貸款給人民,以田裡未收成的青苗作抵押;但實際執行起來是把那些放高利貸的土豪劣紳趕走了,卻由政府官員來放貸,官員不能從利率上作文章,卻將貸款期限由一年縮為半年甚至以季來向農民收取,造成更為嚴重的剝削。
    其次王安石的變法是要解決國家嚴重的財政問題,所以其政績的好壞是由財政狀況的改善與否來評定的,因此不管青苗法、均輸法最後的執行是否變了調,所以竟管政府本來要減輕農民負擔的善意盡失,但增加政府的收入卻成為必要之惡,聚斂之名不逕而走,政府成了剝削人民的土豪劣紳。當時從民間收繳來的財富與物資充斥,人民卻變得一窮二白,所以禁不起任何的災難;王安石變法就在一場洪澇之後,使神宗改變對他的支持,最後以失敗告終。
    所以總結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人謀不臧;任何行政都要靠人去執行,若沒有統一的思想及戮力以赴的公務人員的配合,再好的政策也只是天邊的彩霞,無法使人民實際獲益。即便是我們一般的事務官也隨執政者的意念而轉變,不轉變就如蘇嘉全屏東長治鄉長說的,“我要用誰,不須要理由”的理由撤換。
    王安石在回答曾鞏的信中提及有關青苗法的失敗,說的一句話“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就說明不贊成的人可以簡單的理由反對,而這種理由不需經過嚴格檢驗,便可讓一群不辨真偽的人同聲附和;然究其真正反對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從中獲利。所以我們在選擇誰來帶領國家走向康莊大道之際,不得不考慮他是否有良好的團隊來執行,也真正要考慮他是否有“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為民謀利。

2011年12月6日 星期二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



    先軫是使晉文公稱霸諸侯最主要的謀臣,因為他“報施定霸”的策略在城濮之戰中奏效所致。當時楚國聯合了陳、蔡、鄭、許四國攻宋,宋向晉求援;先軫就主張文公出兵攻打楚國的盟國曹、衛以解宋危,結果引發了城濮之戰;楚國的統帥子玉錯估形勢,以致楚軍大敗,奠定了
晉國稱霸中原的基礎。但這樣善於謀略的大將卻在與秦的崤函之役中,中傷了秦晉的關係,以致爾後的十餘年與秦交兵,接刃流血,伏屍暴骸,糜爛國家,最後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
    先軫在崤之役中只不過看不慣秦國未事先向晉借道攻鄭,就執意要剛即位的晉襄公發兵在崤截擊攻鄭班師的秦軍,結果殲滅秦軍並俘虜西乞術、孟明視、白乙丙三名秦將,徹底與秦決裂。在此事件中,欒枝站在先軫的對立面,他認為晉文公之所以能回國繼承大業,主要受了秦穆公的協助,而今卻為了一件未事先借道的小事,而恩將仇報,終必憂累後世。
    所以劉向在《說苑》敬慎篇中,特別以“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來形容先軫的要功獲名致使國家蒙難。
    於今在台灣政壇上,民進黨將長年支持者的農民,所生產的農作物以賤價向外昭告,借以打擊執政黨;這種心態就是“貪小利以亡大眾”。而將長年力挺民進黨政治人物的陳盈助先污其名,再拿來與馬聯結,誣陷馬收取其三億政治獻金,並幫馬操縱選舉賭盤;這就是“羞小恥以
構大怨”。終必為世人唾棄。

2011年12月5日 星期一

大受與小知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意思是將成為統領天下的人是不能以常人的器識來衡量的,因為他承天所託,領有撫天育民的大責;相反地,一般常人是無法承擔如此重責大任的,他只能在專一領域去發揮所長。
    孔子以志量來衡量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應擔任的角色;而一個人的志量來自於他本身智慧與德性的修養。
    最近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從三位候選人的發言及質問對方的問題中,就可看出其志量的不同。馬英九的主要論述是九二共識與道德操守;蔡英文的論述是台灣共識與社會公平;宋楚瑜的論述是國家定位與行政效能。其中對國家穩定的基礎及未來要走的方向最為明確的就是九二共識的內容及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相對於蔡英文空泛的台灣共識則具體可行;另外在執政團隊的道德操守上,馬團隊也似乎比蔡英文競選團隊較為清廉,使蔡脫口說出以後執政團隊不同於競選團隊的話,並刻意迴避特赦陳水扁的問題。而宋楚瑜在國家認同上與馬一致,在行政效率上則指責馬執政無能,也責備蔡無法擺脫扁的貪腐形象。
    馬英九要帶領國家走出以往鎖國的情況,這在他執政的四年中已有成績顯現,例如113國免簽證,爭取到世大運主辦權,加入WHO,兩岸ECFA與十六項協議的簽署。但蔡英文的台灣共識不只內容還無法具體呈現,且對現行九二共識是否能取代,都還在未定之天,更遑論其是否能對內凝聚共識,對外爭取認同了;但蔡英文不願承認九二共識的心態卻已充分顯現其志量之不足。真是應了孔子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的話了。

2011年12月4日 星期日

治國惟恐迷思作祟



    有一次齊景公出外打獵,上山遇見老虎,到了沼澤又遇見蟒蛇,回來以後就問晏子:今天寡人出獵,上山遇見老虎,到了沼澤又遇見蟒蛇,真是不祥啊!晏子說:在山上遇見老虎,那本是牠的住處呀!水澤中遇見蟒蛇,那也是牠所居住的地方呀!去到牠們所居住的地方遇見牠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何來不祥之說。
    景公與晏子的這段談話,顯示景公有一種對事物不盡知的迷思,有了這種迷思,就會使我們潛意識裡存在一種對事物無謂的禁忌,而在正常生活的言行中表露出來;但如果是一國的領袖,這種迷思就可能妨礙某種政策的推行,或使政策無端的轉彎,影響了全民的福祉。
    最近馬英九在和平協議與是否訪中的議題上,似乎有前後不一的說法;究其原因就是對自己外省籍的身分有所顧忌,深恐反對黨給他戴紅帽,說他親中賣台;所以在消息披露後立刻以不排除公投等各項條件說,模糊議題;是否訪中也同樣臨陣退縮。馬英九的擔心其實就是一種迷思,試想如果台灣人民恐怕馬英九親中賣台,怎會以過半數的多數支持其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同樣的情況,蔡英文也對附和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有所疑慮,恐怕承認了九二共識,就會使長年對抗國民黨的本土意識瓦解,所以在辯論前夕發表的不排除將一中各表納入台灣共識的聲明,卻在次日的辯論會中隻字未提,一樣臨陣退縮;試想蔡英文想在執政後與中共對話,以另一種共識去取代九二共識,恐怕只有犧牲更多台灣人的利益才能達成,而也只是以另一種模糊去取代此模糊罷了;所以蔡主席對九二共識的嚴拒,就是一種迷思在作祟,並無科學論述。

仁君三懼



    作為一位明君,要有三樣事是畏懼的,第一是處尊位而不能聽聞自己的過錯;第二是得意而驕;第三是聽到至理名言卻無法實施。歷史上有三位執政者印證這句話,其一是越王勾踐,當他復國以後,不但戰敗了吳國,且兼併九夷,朝野歡騰,但勾踐卻對他的臣子下令說:如果有人知道我的過錯,卻不告訴我的人要懲以罪刑。其二是晉文公,當他戰敗楚國後班師,卻面無喜色,臣下問他什麼緣故,他說:能以戰勝他國而安世者,只有聖人才作得到;如果只是使詐取勝,那未嘗不是危險的開始;所以我擔憂敵人隨時對我的反撲。其三是齊桓公,自從有了管仲及隰朋後,國政都在他們細心的建言下,逐步推展開來;但桓公仍在祭拜太廟時,讓管仲及隰朋站在老師的位子上,自己站在學生的位子上,說:自從我聽了兩位的話,讓我耳聰目明,我不敢在祖先面前自誇是自己的功勞,今特地把兩位請來,稟告祖先,是兩位不吝賜教的結果。
    這說明了執政者不能處尊位而不願聽取意見,也不能因一兩件成功的政策而驕傲,更不能聽到了有建設性的意見,卻因為立場或執行的困難而不作。
    在第一次總統辯論會後,三位候選人都應對這三件事有所省思;列舉如後:馬英九處大位卻更應傾聽人民的聲音,在國際經濟環境轉趨惡劣之際,政府財政呈惡化現象,政府在施政上就應顧及人民的感受,減少不必要的花費,如夢想家事件;在兩岸關係改善與增加台灣國際活動上雖有傑出亮麗的表現,但在與各國實質的互動與交流如FTA的簽定上都應更加努力,使人民得到切身的利益;在增進朝野和諧的議題上,馬英九應該更以開闊的胸襟接納,並展開有建設性的對話。
   蔡英文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期挑起了延續反對黨的重擔,且能在四年不到的時間內,就重新回到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境地,不可謂無功;但在黨內堅持改革的決心似稍嫌不足;兩岸問題似乎也有故意與國民黨互別苗頭的意味,而無法擺脫非理性的束縛。
    宋楚瑜雖有過去省府的執政經驗,但畢竟事過境遷,此次參選的正當性似嫌不足,在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上與國民黨的差異不大,但矛頭似乎都直指向馬,所言不過是行政效率不彰等情,這與總統高度似又不合,所以名不正言不順,事亦難成矣!